通往认知语言学的道路(上)

——张韧教授访谈录

 前言：本期访谈题为《通往认知语言学的道路》，意在介绍张韧教授学术历程和学术态度，亦包含对未来研究生和年轻学者的指引, 标题本身也蕴含这两层内容。

张韧，男，四川成都人，毕业于加拿大约克大学并获博士学位。曾任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理论语言学教授、博导，现任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导，语言与认知研究所所长。研究兴趣在于认知语言学的核心理论，尤其是认知句法，其代表性成果见于国内外学术刊物，如Linguistic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外语教学与研究》，《当代语言学》等。

受访学者：张韧教授(下文以“张”代表)

采访及文字整理：郭威(下文以“郭”代表)

地点：陕西师范大学(雁塔校区)外国语学院六号教学楼张韧教授办公室

时间：2019年9月10日

注：因篇幅和排版需要，本访谈分上、下两期连续发布。上期为《语言学之路》，下期为《当前研究兴趣》、《有关学习的问答》和《招收博士问答》。

 PART1  语言学之路

郭：张老师，您好！感谢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我想请您就语言本体研究，尤其是您现在的研究领域“认知语法”来谈谈您的观点。同时，也希望您可以为在考博路上比较迷茫的年轻人提供一些学习上的建议。

 

郭：您是怎样走上语言学研究的道路的？

张：走上语言学研究的道路，部分出于我对英语语言本身一直保持的浓厚兴趣，也和中国的教育体制密切相连。大学读的是英语专业，当时(1980年代)报考硕士大概只有英美文学和语言学两个专业可选择。虽然对英美文学也有兴趣，但是感觉自己难以把握文学学科包含的某种直觉体验能力，大学最后一年就报考了当时四川大学外文系的“现代英语与语言研究”硕士方向。硕士阶段，导师周光亚教授对我影响较大，他开设的课程让我初次接触到现代语言学的不同流派，包括至今在中国流行的系统功能语法以及生成语法。当时资料奇缺，课程不易消化，学生手上没有教材，老师用英文讲课的语言全是具有书面语特色的长句，这一切让每个同学不由地担心学习的效果和成绩。好在周老师善于以实例说明语言学的道理，这似乎为我理解语言现象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比如：pick it up, *pick up it, pick up the book)，让我觉得语言学很有意思。周老师的课也第一次让我感到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已经发展到很深层次。虽然年少的我不能完全理解，但却感受到了语言学的某种魅力。硕士毕业后参加工作，继续保持了这种兴趣，90年代自费去参加过国内举行的系统功能语法研讨会，增进了对学术工作的向往。后来，读了徐烈炯先生1988版的《生成语法理论》，似乎澄清了我对生成语法的很多疑惑。当然，真正能够系统学习生成语法那已经是出国以后的经历了。

 

郭：外语专业不仅包括语言学，还有翻译以及文学等，为何坚定地选择语言学？

张：正如刚才讲的，选择语言学研究在当时并没有明确的动机，只是觉得自己文学修养先天不足，只好走这一条路。现在回头看，觉得这一选择还真是我的兴趣所在，一个人的事业追求也必须依靠兴趣引领。语言本身是与人相关的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和认知现象，研究语言就是研究人自身，这似乎是很迷人的事情。此外，以科学的方法从事人文学科研究，这对文科背景的我也有很大吸引力。

  

郭：在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都受到哪些人或者哪些著作的影响？

张：显然，我的硕士导师周光亚教授最初激发了我对语言学理论的兴趣，后来他也推荐我去报考北京大学的博士。硕士阶段的其他老师，如语音专家张凤桐教授等对我也有一定影响。他一口标准的英国口音总是能抓住学生的耳朵。后来报考北大时也受到过胡壮麟教授的鼓励。当然，外语专业学生和老师学习语言学，有谁没受过胡老师所编语言学教程的影响呢？记忆中，八十年代外语界最火的研究领域就是胡老师等人引介的系统功能语法。硕士毕业后，能够读到的书不多，也没有人指导该读些什么。在准备报考北大的过程中，记得系统读过Halliday的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1985)，当时觉得很枯燥繁琐，未能理解其奥妙。同时期也阅读了从国家图书馆复印的Levinson的Pragmatics(1983)，这本厚重细致的教材到现在都令我印象深刻。到加拿大约克大学留学后，继续学习系统功能语言学，也研读过这一流派的鸿篇巨制 Lexicogrammatical Cartography, 但似乎总有些难以跨入研究的大门，倒是对批评这一派的学者如Huddleston,Hudson印象深刻。后来成为我的责任导师的Ruth King教授告诉我，系统功能派在北美很少人提到，她建议我到多伦多大学跟随乔姆斯基的学生Diane Massam教授系统学习生成语法。虽然我往后的研究与生成派相左，但这一经历对以后的研究道路非常关键，让我有机会深入系统地了解了当代语言学的主流以及由此带来的一些列论争。1997年，Ray Jackendoff出版了专著The Architecture of Language Faculty，这本书似乎印证了我对主流生成语法的一些怀疑，最终促使我偏离了这一主流理论。再后来在美国的语言学暑期班听课，也接触到主流生成派阵营以外的一大批一流学者，包括Ivan Sag, Adele Goldberg等等。2003年执教南京大学时，我对构式语法和认知语法还所知有限，后来的阅读却让我比较彻底地进入了认知语法。概括起来，后期对我学术思想影响最大的人物包括Jackendoff，Lakoff，Goldberg，Langacker等，我尤其推崇前三位著述所表现出的学术呈现风格，绝对地清晰、尖锐、视野广阔而不玄乎。

 

郭：90年代您放弃北京大学的博士入学资格，选择去国外攻读语言学博士，回国后在南京大学以及陕西师范大学工作。有此番经历，您觉得国内外的学术气氛有何差异？

张：就语言学或者认知语言学研究来说，国内的学术气氛似乎非常热闹，发表论文、出版专著非常多，一些国内学者还提出一些所谓“创新”的思想，学术会议也应接不暇。想来，国外的学术会议好像没有国内这么多。教授发的文章也不是太多。然而，国外的学术会议往往层次比较高，也不是投一篇摘要就一定能参会，他们发表的成果通常也具有相当的分量。当然，国内的学术评价量化体系造成了这种现实差异。此外，国外教授的研究兴趣往往看起来具有专门性，通常他们在某一理论框架下(如构式语法或者生成语法)研究几个甚至一个话题(比如某种语法现象)，不会轻易发生改变。国内一些教授设置的研究范围比较广，有时声称不同流派和不同方向都在研究兴趣以内；有时明确声明研究兴趣为(普通)语言学，这相当于说没有具体的研究兴趣和话题。最后还需说明一点，外语界近年兴起了对语言哲学的大力宣传，似乎有代替对基本语言学理论认真研习的趋势，这在国外语言学界是没有的。语言哲学与语言学某些领域(如语义学、语用学等)的确密切相关，但和当代语言学的目标与研究方法大异其趣，青年学生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郭：您一直强调读书一定要寻找感觉。您曾说过是在加拿大阅读生成语言学的文献时，逐渐找到了阅读的感觉，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过程么？

张：中国学生甚至包括一些学者在研习认知语言学过程中，往往以为做研究就是利用一些理论概念以文字形式来阐释实际的语言现象，在现象与理论之间建立一个简单的联系。殊不知，建立联系的过程涉及多方面的因素。比如，理论概念的精确表述、支持联系的证据、这一联系的理论与实际后果、进一步的预测等等(参见张韧2010)。这些因素实际上是科学研究的必要环节，这在国外生成语法的课程上有机会得到大量的演练，从而获得直观的感受。生成语法研究的一个优势在于国外有不少精彩的教材，一方面把理论讲解得深入浅出，并配以大量习题；另一方面授课的教授通常非常强调实际的论证细节。

 

郭：您的博士论文Enriched Composition and Inference in the Argument Structure of Chinese(2005), 由Routledge出版并收入Lawrence Horn教授主编的语言学研究系列。该论著分析汉语“非常规论元结构”，比如“吃食堂”，您当初为什么选择这个话题进行研究？现在如何看待这一成果？

张：这一话题来自于我的生成语法的训练背景，因为经典的生成语法框架区分词库和句法部分，强调句法结构是词库信息的投射。“非常规论元”现象为这一理论思想带来了挑战，如何分析就成了很多形式派学者和博士论文的研究话题。从现在的角度看，当时我的分析首次应用了Jackendoff的平行理论框架，强调了语义因素对该现象的决定作用，这可能是该成果的理论价值。当时受到美国功能主义语言学家van Valin的好评，国内一些学者也有引用，后来被Horn选人他主编的系列倒有些出乎意外。然而，从认知构式的视角看，当时的分析似乎也受到Jackendoff形式框架的掣肘，分析过程还不是那么自然流畅，目前我对此并不完全满意，也在一些学术会议上提出了新的分析。更能体现我目前学术思想的成果应该是2006年在Linguistics上发表的成果，以及后来在国内刊物发表的成果(如张韧2009)。

 

郭：在您成文(博士论文)过程中，是否遇到一些困难？比如语料收集问题。当您完成博士论文，最大的收获是什么？这对于您现在的学术研究和教学有没有什么影响？

张：通常，博士论文的最大困难在于选题，而我的选题似乎还算顺利，这可能因为我从所阅读的文献中很快找到了自己的课题。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也还算顺利，大概在几个月内完成，当时感到在写作过程中要说的思想似乎很多，没有凑字数的需要。写到近两百页后，交给实际导师Diane Massam阅读，她说”impressive”，我也就放心了。后来她对细节也提出各种问题和评论，但没有做大的修改。博士论文是第一次独立完成一个较为大型的课题，这对以后的研究和教学当然很有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似乎是体会到了什么是理论语言学的实际研究过程。

 

郭：您一直在关注论元问题，其他一些研究者可能更愿意去尝试一些新的或者时髦的领域，您如何看待？

张：刚才提到，长期关注或聚焦一个具体话题或具体语言现象，这在国际语言学界可以说是一个常态。学术界主要应该由各方面专家构成，而不是杂家。当然，专门领域要做好，常常也需要有广阔的视角。对学科的新话题和新进展，一个研究者确实应该尽力去了解。一名优秀的研究者需要处理好“广与专”之间的平衡。

 

郭：作为陕西师大语言与认知研究所的负责人，您对该研究机构的定位和近年的学术活动都有哪些规划？已经开展了哪些学术交流活动？在邀请青年学者做交流时会优先考虑哪些因素？

张：陕师大语言与认知研究所的主要任务是从事对认知语言学核心理论的研究，并力求把握学术界的相关发展。目前研究所成员主要有我和王立永博士，以及一批硕士生和博士生。我们希望能够吸引对认知语言学有兴趣的毕业博士和博士后加盟。研究所成立至今，邀请过奥克兰大学的黄衍教授，浙江大学的吴义诚教授，浙江大学外语学院“百人计划”专家Esther Pascual博士等知名学者来讲学。

另外，组织了“语言学青年博士系列论坛”，邀请了浙江财经大学的杨小龙，上海交通大学的金大卫，四川外国语大学的苏杭，以及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夏登山。几位青年学者都发表过有一定质量的成果，具有坦率诚恳的学术风格。以后邀请青年学者做交流时，我们也基本遵循这些考量。

 

郭：读者注意到近两年您发表了一些带批判性的文章，除了表达您的学术见解外，是否还有基于学界现状的考虑？

张：我的部分文章确实基于对国内学术现状的观察与思考，也基于我为国内语言学界多家知名刊物审稿的体会。刚才的谈话已经提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差别，这里还涉及到另一个差别，就是国内学术界尤其是外语界很少进行深入的学术争鸣。这可能涉及到国内研究层次的局限，还有可能是社会学上的因素，比如年龄、职务、学校地位等方面资历的考虑，可能压制纯学术的探讨。因此，争鸣类文章似乎常常不受刊物欢迎(这里要感谢《外国语》、《外语研究》为我的此类文章提供平台)。另一方面，国外学术界争鸣的声音几乎没有断过，国际语言学界最有地位的乔姆斯基获得的批评可能也是最多的(参见张韧2018)。

 

未完待续：Part 2《当前研究兴趣》、Part3《有关学习的问答》和Part4《招收博士问答》。

 

参考文献

Zhang R.Symbolic flexibility and argument structure variation[J]. Linguistics, 2006,44(4): 689-720.

张韧. 关于词类本质的一个动态认知视角[J].当代语言学,2009(3).

张韧. 科学论证: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走向国际的首要前提[J].外国语,2010(3).

张韧.“大师框架”与理论纷争——读大陆学者对乔姆斯基的访谈[J].外语研究,2018,3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