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理论探索的领域范围十分广袤，从结构上，语言学家几近庖丁解牛一般调查语言的语音、词法、句法、语义等等特征；从语言与其它领域的交叉上，语言学家也在不断分析语言与心智、语言与形式逻辑、语言与机器学习的关系。这些研究中，有一个问题，它被很多人看作一个几乎无法证伪，却又无比迷人：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尤其是母语，真的会影响我们的思维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洪堡特、博阿斯、萨丕尔等人都有著作，视角论点繁多，可谓汗牛充栋。许多语言学研究者并没有直接切入这个问题，来探讨语言与思维的联系，而是找到一个许多语言中共有的常见现象，然后从这个现象切入，来看它和有关语言使用者思维的关系。

在许多此类研究中，Boroditsky(2001)曾做过一项针对英语母语者和汉语母语者时间隐喻的不同，以及其与两类人思维关系的研究。今天，我们就以此为切入点，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讨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洪堡特的著作《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区别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直接影响了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Boroditsky发现，普通话和英语母语者在讨论“时间”这一抽象概念时，有相同之处：他们都会用“前”(front)与“后”(back)这两个空间词来描述时间，即调动了“时间即空间”这个概念隐喻(TIME IS SPACE)。例如：

1. We have a whole day ahead of us.

2. The hard times are behind us.

3. 虎年之前是什么年？

4. 大学毕业后，我进入了研究生院。

然而，Boroditsky也发现，普通话和英语母语者相比，还多了一种手段来描写时间，即“上”与“下”，这里也是使用空间词，因此仍然是使用了“时间即空间”这个概念隐喻(TIME IS SPACE)。我们常讲的“上个月”，“下周”，就是这样的例子。

如此看来，普通话母语者在和英语母语者都具有“前”(front)与“后”(back)的“水平”空间词讨论时间之外，还可以用“上”和“下”这种”垂直“空间词来讨论时间。

为了调查汉语与英语母语使用者对时间表示词的不同，及其与思维的关系，Boroditsky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找来了汉语与英语母语使用者，进行了一系列心理实验。

在实验一中，每个受试会先看到一张配有文字解释的图片作为刺激源，图片先是表达“前与后”这个信息，这里为了方便后面讨论，我们称其为“水平刺激源”，如下所示：

然后，受试需要回答一个与时间有关的判断题，这道题的陈述可能使用了“前”(front)与“后”(back)这样的空间词来表达时间（例如，March comes before April），也有可能使用了非隐喻的表达，只用“早”(early)和“晚”(later)来表达时间（例如，March comes earlier than April）。接着，受试会再看到一张配有文字解释的图片作为刺激源，这次，图片表达的信息是“上与下”，为了方便后面讨论，我们称其为“垂直刺激源” ，如下所示：

这种图片刺激-回答时间问题的实验方法与心理学上的“启动效应”(priming effect)有关：受试在接受某一刺激之后，会更容易感知和加工同样刺激的信息。也就是说，如果受试的母语真的影响了TA的思维，那么TA在接受相应的空间刺激后，解决判断题应该更加容易。实验一中，Boroditsky计算了每个受试答题的反应时长(reaction time)，如果反应时长越短，则说明受试在答题时心理加工的过程越简单。实验一的结果如下：

从上面的柱状图中可以看出，在被问到“前”(front)与“后”(back)空间词的问题时，英语母语者和普通话母语者都在水平刺激源后答题更快（反应时长更短）；然而，在被问到“早”(early)和“晚”(later)的非隐喻时间问题时，两组人的表现出现了差异：英语母语者在接受水平刺激源后答题更快，而普通话母语者则在接受垂直刺激源后答题更快。

实验一中，两种语言母语者在接受相同刺激源后，展示的不同心理加工时长，似乎能够从一个侧面反应语言对思维的影响。

但是，Boroditsky进一步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语言影响了思维，那么学习外语会“中和”我们的思维吗？例如在实验一中，普通话母语者体现了对垂直刺激的偏向(bias)，那么这种偏向会被英语学习这个因素“中和”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Boroditsky进行了实验二。这次，所有的汉语母语使用者都学习过英语，但学习的时长不同，最早的从3岁开始学习英语，最晚的则到13岁才开始。和实验一类似，受试先接受水平刺激或垂直刺激，如图所示：

然后，受试需要回答用“早”(early)和“晚”(later)来描述的时间问题（例如，March comes earlier than April）。和实验一不同的是，这次的问题都是非隐喻性的，也就是说之前的“前”(front)与“后”(back)空间词不再在提问里出现。因为这次实验着重观察受试对水平和垂直刺激的反应，所以这个变量被去除了。

Boroditsky记录了受试在分别接受水平刺激和垂直刺激后，答题的反应时长，垂直刺激后答题时长减去水平刺激后答题时长，得到的数字被称为“垂直偏向”(vertical bias)，实验结果如图所示：

通过这项实验的结果，Boroditsky发现：英语学习时间不同，受试的“垂直偏向”也不同，受试者越早开始学习英语，这种偏向就越少。

尽管实验一和二的结果都可能被看作是语言影响思维的佐证，但是，Boroditsky仍然有一项担忧：普通话和英语显然不是这两类受试唯一的差异，他们所来自社会的惯例和接受的文化熏陶，也有可能影响对“时间”这一抽象概念的思维。比如，英文的书写顺序是从左至右的，而我们的汉字在古代则采用了从上至下的书写顺序，电影《降临》中，天外来客“七肢桶”的语言则是非线性的，近似一个圆形。

为此，Boroditsky进行了第三项实验：给英语母语者做“普通话训练”，观察这种训练是否会影响他们的思维。有趣的是，Boroditsky并没有真的教这些英语母语者普通话，而是试图教会他们用普通话中“上”和“下”这两个方位词来表达时间的早晚。实验三中，70名母语为英语的受试在实验前被告知将要学会一种“讨论时间的新方法”，接着收到了一份材料，里面全是表示时间先后的英文句子，所有表达“之前”的概念一律用“更高”(higher)或者“在。。。之上”(above)描述，而所有表达“之后”的概念一律用“更低”(lower)或者“在。。。之下”(below)描述，例如：

5. Cars were invented above tax machines.

6. Wednesday is lower than Tuesday.

在进行了“普通话训练”后，这70名受试完成了90道判断题，这些题与前两项实验中的类似，也是判断时间先后的陈述正确与否，但是所有时间先后表达全部换成了”普通话思维“的上下方位词（例如，‘World War II happened lower than World War I’），这次Boroditsky测量的仍然是受试答题的反应时长。实验结果如图所示（红框标出的第三组柱）：

可以看出，受试在进行了“普通话训练后”，展现出来和普通话母语者相似的答题反应时长。由此，Boroditsky得出的结论是：学习一种表达时间这个概念的新方法，可以暂时改变受试对时间的思维方式。

总结一下，Boroditsky这一系列实验的结论是：

1. 母语影响了母语者思考抽象概念（例如“时间”）的方式，不同母语所具备的语言特征不同，思考也会相应产生某种“偏向”；
2. 这种思考的“偏向”可以被外语学习“中和”；
3. 学习一种表达抽象概念的新方式，可以暂时改变人对此概念的思维方式。

这些结论无疑让我们想起根据Ted Chiang小说改编的电影《降临》：长相古怪，可以预知未来的外星人所拥有的语言系统极为特殊。它们只有书面语言，而且文字不需要逐词地拼出，只消从触手中喷出一股浓墨般的物体，这股物体随即形成一个类似圆形的图案，也就是他们的语言。电影中的语言学家女主角，在奉美国军方之命分析七肢桶语言后，学会了这种语言，不仅拯救了人类，还从此拥有了和七肢桶一样预知未来的能力。

电影《降临》可以说比较真实地还原了语言学家的研究方法

历史上，试图揭示语言与思维关系的心理实验还有很多，Boroditsky发现自己实验的结论就与Rosch所做的“色彩分类实验”结论有所出入：Rosch(1975)发现，即便有的语言中颜色词十分匮乏，这些语言的母语者照样可以和其他人一样自如地辨别各种色彩，语言的匮乏并没有影响母语者思考色彩的能力。Boroditsky对此的假设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色彩辨别能力比语言能力更早出现，因此色彩的认知在思维中更加根深蒂固。

抛开这一假设不说，Boroditsky的这一系列实验有没有问题呢？笔者认为是有的，并且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和受试者的样本采集有关：参加实验的母语者们，究竟能否客观地代表这个母语言语社团的特性？参加Boroditsky实验的所有受试均为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年龄都在二十岁上下，显然属于统计中的便利样本，没有考虑到不同年龄层母语者的差异。除了年龄外，性别、方言、教育程度、社会经济地位这些因素都会影响人说话思考的方式，而由于Boroditsky并没有在实验设计中说明受试者的这些属性，因此这些实验样本的代表性也无从得知。

第二个，也是笔者更感兴趣的问题，属于Shiraev和Levy(2001)所提出的六种实验主观偏见中的一种，即“相关关系不等于因果关系”(correlation does not prove causation)。说的更细点，就是Boroditsky在这项实验中所观测到的表征数据，似乎能体现出语言与思维的一些关联，但这能不能和受试心理处理过程的真实情况划等号？能不能真的证明语言和思维某种因果关系？

打个比方：如果把人脑这个复杂的“黑匣子”比作一部手机，现在，我们用这部手机刷了一小时微博，然后发现手机变热了，如此一来，我们似乎可以说“手机发热和刷微博有关”，但是，我们能下结论说“因为刷微博，所以手机发热了”吗？显然不能。

科学研究，需要逻辑思维的条分缕析，寻觅表征机理的草蛇灰线。认知语言学承诺揭示语言与认知密不可分的联系，把心智和语境纳入语言的考量范围，这就意味着认知语言学研究需要去挑战一个当前认知科学的难题：人脑的运作机制。显然，要想真正盘开语言在人脑中的认知过程，就需要更严谨的研究方法。

Boroditsky的研究距今已经十年有余，当前的认知语言学家们，都在如何探索语言与人脑认知的关系呢？

反对“p值信仰”可以说是相当前卫的一个研究趋势。当下，许多科学研究团体对p值检验争论不休，甚至有人提出把p值降低到0.005，以免部分人对实验“削足适履”，强行将p值降至0.05以下。语言学研究中，许多变量之间的关系并非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也不能简单调查一种因素对语言的影响，就判定该因素与此种语言的关系。

Levshina(2016)的一篇论文直接放弃了p值检验，利用贝叶斯回归分析揭示多变量间的关联。此篇论文分析了英语里let, allow, permit三个动词在允准构式(PERMISSIVE Construction)中各自的特征，文中使用了贝叶斯回归分析替代语言学家常用的频率学派算法，相较于对结果只能二分(dichotomy)的p值检验，这种统计分析既检验假设，又预测了一定数据下多个因变量（句子词长/允准者和被允准者生命度/话语者身份等等）与自变量之间的关系。

Nature期刊今年进行的一次读者调查显示，百分之六十九的研究者同意降低p值

正如前文所说，人类的大脑是“黑匣子”，面对这个难以理清的思维单元，有些前沿研究的解决方法是：干脆用计算机模拟出一个大脑来。 “认知即计算”这个观点早已为很多学者接受，计算机模拟人脑的动词在线处理似乎是未来认知研究的大趋势。Divjak等人(2016)利用统计建模和机器学习的手段，建立了概率模型，来预测俄语使用者对一系列与‘TRY’有关的动词在不同语境下的选择，并且和真实心理语言学实验结合起来，比较概率模型和母语受试者所选动词，获得反馈，以此提升统计模型的精准度。也许在不久的未来，我们可以像计算机模拟天气变化一样模拟人脑在处理语言时的变化。

实际上，语言在线处理的问题一直是心理语言学研究的核心，有关学者也做出了很多成绩，但这些研究对认知语言学的重要性似乎却并没有被完全认识到，慕尼黑大学的认知语言学家Schmid(2017)就意识到了认知语言学与心理语言学研究中存在的空隙：认知语言学中的认知语法和构式语法这些理论明确涉及了在线处理，却缺乏心理语言学实证；心理语言学研究致力于探索语言的在线处理，与认知语言学基于使用和频率的范式十分相关，但二者也鲜有交流。两方的研究者应该努力填补这个空隙，进一步揭示语言“处理-表征”的关系。

众所周知，萨丕尔和沃尔夫提出的“语言决定/影响思维”是一个充满挑战性的论点，越是面对这种充满争议的宏观论点，认知语言学研究者就越应该用严谨的实证研究去证明或证伪。

认知语言学研究可以有浪漫的假设，但不可以有浪漫的实证，否则，这个学科就只是枯坐蟾宫的嫦娥，而不是在月球表面留下坚实脚印的阿姆斯特朗。

参考文献

• Boroditsky, L. (2001). Does language shape thought? Mandarin and English speakers’ conceptions of time. Cognitive Psychology, 43(1), 1.
• Divjak, D., Dąbrowska, E., & Arppe, A. (2016). Machine meets man: evaluating the psychological reality of corpus-based probabilistic models. Cognitive Linguistics, 27(1), 1-33.
• Levshina, N. (2016). When variables align: a bayesian multinomial mixed-effects model of english permissive constructions. Cognitive Linguistics, 27(2), 235-268.
• Rosch, E. (1975). Cognitive representations of semantic categori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104(3).
• Shiraev, E. & Levy, D. (2001). Introduction to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Needham Heights: Allyn and Bacon.
• Schmid, H. (2017). ‘Towards a unified sociocognitive model of language structure, variation, and change’: Lecture series at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作者：李叔Nick

编辑校对：Cog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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